• 对历史与记忆的探索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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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与记忆的研究

    历史记忆的观念已然成为一种图腾它在公共认同和专业研究中都受到了人们的尊崇。对学者而言,它现在支配着阐释、叙述和解释等问题,历史学科中或许没有哪个术语与之相似。学术界对记忆本身的兴趣由来已久。在11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日渐积累的思想上的各种影响使记忆成为理解人类行为至关重要的观念。在那些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中,有心理分析学家(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哲学家(如亨利·伯格森)和作家(如马塞尔·普鲁斯特)。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将记忆视为个体大脑的机能。而像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这样杰出的艺术史家则利用社会记忆(soziales Gedachtnis)的观念去解释古代的各种象征如何在不同艺术作品、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中流动。对记忆感兴趣的人还有社会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埃米尔·涂尔干和莫里斯·哈布瓦赫。

    哈布瓦赫是第一位系统使用记忆概念的学者,其贡献是出版的奠基性著作《沦集体记忆》中确立了社会群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作为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以涂尔干式的风格沦证说,即便是最具个人特性的记忆也是由社会中的各种意象和范畴决定的,并与社会结构相关联。他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侮一种记忆都由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定社会群体所承载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密关系最初由法国学者建立,尤以哈布瓦赫与马克·布洛赫最为著名,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开启了对记忆和心态的现代研究。作为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年鉴学派”之父,吕西安·费弗尔和布洛赫侣导一种新史学,它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和国王的政治史,探究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它的“心态工具”

    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即便在历史学科通过赋护社会史和经济史以中心地位而变得更加多样化之际,记忆这一观念在其中也没能发挥重要作用。哈布瓦赫的观念在更广阔的思想界中亦无人问津。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整个8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再次将历史与记忆联系起来的是皮埃尔.诺拉,他是年鉴学派晚近一代的一员,对该学派的传统和新趋向都有着清醒的认识。1178年,诺拉在《新史学》一书中概括了新史学的观念③。随后出现的便是他那颇具权威性的研究计划《记忆的场所》—一套七卷本的致力于探讨法国国家记忆的丛书,出版于1J84年至1JJ2年间,成为当前记忆研究的起点④。他的文章《历史与记忆之间》则成为这一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的宣言。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特定环境中的历史记忆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一种颇具规模的现象。诺拉的研究计划反映了更广泛的专业兴趣,记忆研究的范围、数量和复杂程度则是惊人的。在1J86年、1J88年和1JJ2年,雅克·勒高夫的《历史与记忆》一书分别出版了意大利文本、法文本和英文本。

    勒高夫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杰出的年鉴派学者,因此年鉴派同记忆与历史这一主题间的联系值得我们再次关注。与此同时,在海德堡大学与埃及学研究所的学者一起工作的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

    但是,与对记忆的专业兴趣相关却又不依赖其存在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趋势同样发挥着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屠杀”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屠杀即已成为欧洲现代历史上一个象征事件,或许是唯一的象征事件。关于第三帝国及火绝犹太人的历史和记忆,公众和学者都会定期展开突然性的争沦。比如,1J85年就罗纳德·里根总统造访一处埋葬有党卫军士兵的公墓而发生的比特堡争沦(the liitburg Controversy)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前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曾作为德意志国防军士兵所扮演的角色而展开的沦战,以及就第三帝国及大屠杀的独特性而进行的“历史学家的争沦"< Historikerstr}it>O。就方法、话题和公众的注意力而言,对“大屠杀”再现的研究推动并激发了整个记忆研究。

    二、历史记忆与当代西方文化政治

    记忆的观念之所以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与相关的历史方法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文化史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占支配性地位的方法,与此同时,一个传播开来的被称作“文化研究”的研究领域史的方式至关重要。在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大屠杀纪念之间,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我认为,对记忆的探究一直以来都是历史这门学科对大屠杀断裂状态的一个回应。学界对表现过去(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记忆 }})的痴迷和关注,是由一种日渐增长的危机意识所决定的,这种危机意识源于火绝犹太人所引起的(历史)表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学转向与后结构主义都是对大屠杀所作出的思想和哲学上的回应,它们试图解释历史的断裂,并将它们自身也旱现为一种西方哲学和传统中的断裂。在历史这个学科中,对大屠杀的一个回应便是去探讨不同社会是如何表现它们的过去。这种探讨从整体上强调了历史表现的问题①,历史学家通过对记忆的关注,反思了而不仅仅只是描述了当代与过去的交锋,对这一点作出强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明显存在于社会的所有阶层、大众文化、政府侣议、遗产与旅游业、家族和宗谱史、赔偿要求和悔罪声明中。作记忆研究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风尚,它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象征,原因在于对过去的各种再现会习惯性地引起公众的讨沦和沦战。比如,人们会想到围绕哥伦布远航五百周年、史密斯国家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e)为纪念原子弹投掷五十周年举行的展览而展开的争沦,抑或想到近年来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独立日当天纪念“灾难日”

    对记忆的大多数兴趣已经与悔罪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震动常常处于这些记忆的中心,虽然它并非唯一的历史焦点。从美国的福音路德教会(1994)、梵蒂冈的“我们永志不忘”演讲、法国主教的“悔罪声明”中,我们可以听到对迫害犹太人的谢罪之声。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拉丁美洲、东欧和南非,各种“真相委员会”建立起来,调查过去的政权和它们的罪行。在创建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时,记忆的观念也一直是一种道德、司法程序及国际关系上的纽带。国际刑事法庭认为,对统治者及其帮凶来说,种族火绝是一项应当受到惩罚的犯罪,该法庭包括1993年5月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1994年11月成立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这里的重点就在于,历史学家在使记忆变得有意义时不再独行。因为人人都在这么做不沦是国家真相委员会、政府、教皇,还是金融和工业公司,名单还可以列很长。

    记忆缘何在21世纪初成为群体和个人认同的基本信条,还有着其他一些不同的缘由。我们对记忆产生兴趣的原因在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历史以如此的速度飞奔向前,以至于20年前的过去就似乎是遥远而陌生的—这是因为在大众媒介的帮助下,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商业化和商品化,制造出数量不断在增加的各种“旧的”、新的和遥远的记忆。不过,这些因素没有一个其本身足以解释当前对记忆的兴趣。1990年距我们或许并不比1935年距1955年,或1905年距1925年更遥远和陌生。正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刁一使得转向记忆得以发生。这些因素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大屠杀的承认、人权的发展、过去的商业化以及历史方法和理沦的转变,等等。一直以来,历史学家都是这一转向的旁观者、记录者,同时也是创造者。

    近年来记忆研究的迅猛发展体现在学者对其定义的寻求上。一位学者针对记忆提出了“历史纪念”

    当然,社会群体是不能记忆的,因为记忆仅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而且,人们肯定不能记住他们未曾参与的事件。不过,你也不必为了庆祝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7月14日,就去冲击巴士底狱。一个人的记忆,如同他最私密的梦境,源于一个特定社会所共享的各种符号、景观和过去。既然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制造与接受都深嵌于特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探究人们是如何建构一个他们不能独自参与其中,但却能够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一起分享的对文化知识、传统及特殊性的形成具有意义的过去。学者们对诸如纪念、课本、节假日、文学、博物馆或建筑等各种表现过去的记忆载体进行了研究。《记忆的场所》一书就探讨了从国葬到环法自行车赛等各种各样的“记忆之所”。不同的媒介,如纪念物、文学、摄影、电影、新闻和互联网等,它们在制造和传播记忆中的作用得到了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斯曼夫妇的“文化与交流记忆”概念有别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它扩大和完善了记忆的概念。它将“交流记忆”看作个体和群体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互动,而将“文化记忆”视为知识,这种知识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远离日常生活的反复实践,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和经验①。它使记忆的观念变得更加灵万博手机炸金花网址,万博体育买球客户端,万博体育网页版登陆活,因而更适于阐释人类事务的多样性。史学科属于现代社会,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业已衰落,它与过去的关系亦被切断。哈布瓦赫对历史和记忆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科学再现,而记忆则具有一种可塑性。对诺拉而言,在11世纪科学的历史形成之前,历史和记忆是统一的,此后它们便被割裂开来。因此,他在作为社会实践的前现代记忆和自愿且有意为之的现代记忆之间进行了区分。 这是一个简单的区分—太简单了。它源于哈布瓦赫相信历史是科学的这一11世纪的信念,也源于诺拉对过去的怀旧情怀。当前,学者们看待历史和记忆的方式已然不同它们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虽然并不相同,但却汇聚融合②。集体记忆既不同于历史,又与历史有相通之处。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可塑性理解,它有别于历史,因为它的建构并不受一套有限制性的学科规则的束缚。被发明的过去所具有的特征,即年代错置、局部中心主义(

    三、记忆研究与历史解释

    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历史记忆研究领域的基础。哈布瓦赫与诺拉都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讨沦,习冬其看作处于历史情境下的社会实践形式。他们的基本主张是,记忆属于有着强大传统的前现代社合。相反,19份纪兴起的历心,这对记忆的解释价值提出了质疑。一些人认为,记忆研究是一时之风,近年来对记忆的关注反映了一种)扶浅的历史模式,它迎合了大众风潮。但是,问题不在于记忆是否时尚有些东西可以既时尚又实用。相反,问题在于,记忆是否对我们的历史知识有所贡献?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记忆研究复苏了过往的话题,发现了仅仅过了一代就已经不为人知的知识。

    一些例子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很长时间以来,一种值得称赞的道德紧迫性渗透在德国人和欧洲人如何纪念大屠杀的研究中,但所提出的却是一些错误的历史问题。根据这一通常的解释,人们在战后以集体沉默和普遍遗忘的方式对待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对战后时期的解释方式就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历史学家的发明,因为记忆研究推翻了万博手机炸金花网址,万博体育买球客户端,万博体育网页版登陆这一受人尊崇的解释,它将核心的研究问题从“德国人是否向过去让步”转向了“德国人对纳粹的过去都记得什么、如何记住的,以及由谁铭记的”。其结果是对战后德国社会的重新评价,并在地方和私人领域以及公众和政治生活中,推动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烈讨沦。记忆研究在电影、小说、政治沦战、学术界,乃至旅行和旅游这样的实践中,发掘过去的痕迹。今天,我们在理解战后德国和欧洲社会的方式上,很难低估这些研究结果的重要性①。 对记忆的研究为人类过去的经验提供了新的洞见。大约三十年以前,历史学家并不将受害者意识< victimhood)这一观念视为理解20世纪历史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自我的受害者意识(self- victimhood)的民族记忆是一个全球共有的特征。比如,这一意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很常见,对于许多国家的文化复苏,不沦它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至关重要。德国在1145年之后也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就从一个复杂的角度重塑了战后的记忆②

    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主导着这一领域。研究民族记忆(以及民族中特定的群体及其与这一民族的关系)的建构处于中心位置,正如之前对战争记忆的研究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帝国及大屠杀的记忆则是这一领域的一个庞大主题。侮个国家各具特色的史学侧重于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的记忆,比如美国历史中的内战、印度和巴基斯坦历史中的分裂③。总而言之,最优秀的研究记忆的史学家犹如寻觅人类声音和情感的怪物。他们捕捉盘旋在某个特定社会之上的关于过去挥之不去的图像,痴迷于某些事件、时期或信仰,并试图理解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对过去的人产生意义。

    但是,记忆研究对上一代历史职业的重要性,并不以这些新的话题和知识为开端,也不以之为结束。这些新的话题和知识固然很重要,却不能很好地解释记忆的观念何以能够在历史学家中引起共鸣。我认为,记忆的观念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根本的经验性、分析性和理沦性工具,用以理解通常被认为由一些非常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甚至经济现象,改变了历史学家理解过去在往昔之人的生活中的在场方式。这一观点仍需解释,它看上去甚至可能令人不解或者完全让人反感,因为历史学家显然总是认为,感知过去对理解过去很重要。这是事实,但也只是事实的一半。

    让我们先从审视这一观点开始,即历史学家对表现过去的兴趣在本质上并无新鲜之处。研究历史思想的历史学家经常探讨过往的知识分子、神学家、哲学家、作家及历史学家是如何理解过去的。比如,科林伍德在其经典文集《历史的观念》中便是如此。那些其主要研究领域不是史学史而是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和观念史的历史学家,几十年前也研究历史表现的各种主题。这种历史表现常常被称为神话。比如,保罗·加斯顿(Yaul Gaston)那本有关南方史的重要著作《南方的新信条南方神话形》。

    上述讨沦所展现出的正是过去的在场这一主题在当今历史分析中的重要性。而直到“记忆转向”发生后,过去的在场才被认为是历史学中用以理解社会史、政治史和经济史中各种问题不可或缺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便是记忆对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的意义。借助记忆去思考的话,之前被认为得到充分描述和理解的现象,便会获得全新的含义。记忆研究与一切要求革新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它揭示了之前未被注意的各种因素。由于当前的文化趋势,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时很可能指派给记忆一个言过其实的角色,但记忆研究的持久贡献仍在于以多种全新的方式证明,人类社会中过去的在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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